1973年9月，来自美国的费城交响乐团远渡重洋，抵达了当时尚未正式与美国建交的中国。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支访华的美国乐团，由指挥大师尤金·奥曼迪率领的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上海举办了一系列演出，并且与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开展了交流活动。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费城交响乐团的“破冰之旅”，无疑是形式和性质独特、而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而在中美两国“重返巴厘岛、通往旧金山”的今天，中国交响乐团的排练厅再次迎来了熟悉的身影。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家、演奏家受邀第13次来访中国，联袂美国亚裔表演艺术中心的歌唱家，时隔整整半个世纪再度携手老友中国交响乐团，上演了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纪念费城交响乐团访华50周年音乐会。

11月10日晚，当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场灯逐渐调暗，首先走上舞台的音乐家，便是一位外国面孔——费城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里卡多·莫瑞欧斯。其中包括1973年参加了历史性访华、此后每次中国巡演都“全勤”的小提琴家戴维·卜思——当年，他的职业生涯便是从中国开始的，彼时刚刚加入乐团、还未签完合同的他，因为一名乐手抱恙而作为替补参与了那次访华，从此结下了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与此同时，费城交响乐团助理指挥特里斯坦·雷斯-谢尔曼也专程前来，与中国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李心草分别执棒音乐会的上下半场。事实上，舞台内外的许多细节，都体现出了这场音乐会的不凡之处。

对于意义如此重大的音乐会，曲目的选择和编排，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只要略微了解50年前的往事，便不难在看到音乐会的曲目单后，流露出会心的一笑——上半场由雷斯-谢尔曼担纲的三首（组）作品依次是伦纳德·伯恩斯坦的《坎迪德》序曲、吴祖强改编版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和《唐诗的回响》音乐会选段，下半场则是李心草执棒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历史的呼应、文化之交流，以及世界语言同中国声音的交融统一，都在其中以巧妙的方式体现了出来。

《二泉映月》和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同为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之时，与中央乐团“联谊”的曲目。当年，刚刚由中央乐团创作组组长吴祖强改编的《二泉映月》，正是在排练厅里面对费城的客人们完成了无意间的“首演”，并且瞬间折服了那些来自完全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的音乐家们，后来中央乐团也应邀将这部作品的总谱赠送给了奥曼迪。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同样是中央乐团准备向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作品——李德伦在指挥完成第一乐章后，突发奇想将指挥棒交到了奥曼迪手中，后者竟也欣然接过，站上指挥台继续指挥完全陌生的中央乐团“奇迹般”地圆满演奏了第二乐章。当年发生的这一切，至今仍是时常会被提起的美谈。

时空流转到今天，《二泉映月》改由美国指挥家雷斯-谢尔曼演绎，贝多芬则仍由中国指挥家李心草担纲。当《二泉映月》的弦乐将原出自阿炳的亲切的旋律娓娓道来，从舞台上传出的是扎实而细腻的演奏和无比地道的声音。纵使这是深植于国交基因中的作品，但还是能够看得出雷斯-谢尔曼对于音乐本身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于作品处理的理性思考。他并不过多地干预音乐整体的走向，但当织体逐渐向复杂发展时，他逐渐有条不紊地调配着几个声部之间的关系，将整个弦乐队的声音响度和质地都控制在了非常优雅的范畴之中。到了乐曲尾声，他又让低音弦乐在不动声色之间筑起一面音墙，将情感恰如其分地推向高潮。

在《二泉映月》之前，为这场音乐会拉开序幕的《坎迪德》序曲，可以说是非常能够代表“美国”的标志性之作。它的作者——指挥家、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本就是美国现代以来交响乐发展的旗帜性人物。将这部作品安排在音乐会伊始，可见曲目策划的风度与格局，一如弦乐各个声部除第一谱台外，费城的乐手无不在外侧的席位落座。

《坎迪德》歌剧的创作融汇了圆舞曲、玛祖卡、叙事曲、各式重唱等极其多元化的音乐语汇，其短小精悍的序曲更是全剧音乐的精华荟萃，而且由伯恩斯坦亲自完成配器。频繁的节奏与节拍变化，带领着音乐在极短的时间里游走于不同的场景和画面，有时透出美国爵士乐的风情，有时又让人随抒情的旋律来到都市之间。这些都没有为国交和费城的演奏员们造成障碍，反而更显出了驾驭作品时的娴熟与老道。雷斯-谢尔曼更以他敏锐的乐感和清晰的手势，将这部“自己人”的作品演绎得入木三分，音乐形象活灵活现。

随后上演的四首选自费城交响乐团《唐诗的回响》音乐会的唐诗与交响乐作品，更是具有贯通历史与当下、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的特殊意义。它们全都取材自中国的唐诗，却用交响乐和声乐等世界通用的艺术语言表达；在美国指挥家的执棒之下，来自美国、墨西哥、尼加拉瓜、英国等4国的7名歌唱家，完全用中文吟诵和演唱这些唐诗的原文。作品在今年初的世界首演，正是由费城交响乐团完成的，雷斯-谢尔曼当时便参与其中。为了更精准地演绎这些作品，雷斯-谢尔曼还花了不少心思尝试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这不禁令人想起，对于“外国人”来说，如果想要真正地道地诠释德国和奥地利的交响乐或意大利的歌剧，势必要去掌握德语和意大利语——甚至是带有地方特点的相应语言。而在文明互鉴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当下，这些来自西方国家和文化环境的音乐家，面对唐诗这一中国文化的巅峰成就，也开始主动地学习、了解、掌握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真正到了吟诵和演唱《登鹳雀楼》《枫桥夜泊》《咏鹅》《将进酒》等四首唐诗时，除了个别字词中的韵母发音难免不完全标准，7名歌唱家的中文都已相当地道。特别是在古诗的断句、韵律和句子逻辑重心方面，他们显然是经过了专门的研究或学习，全都能够准确地掌握。

其中，诗人张继的名篇《枫桥夜泊》叙写了苏州城外水乡的秋夜景色，青年作曲家叶镭烁便在谱写的音乐当中专门融入了苏州最具标志性的地方曲艺形式——评弹。作品一开始，美国女高音埃斯特·莫琳·凯利首先用评弹清唱的方式将全诗呈现出来。吴语讲起来固然比普通话还有更高的难度，尤其韵味不易掌握；但凯利作为花腔女高音的歌唱技巧，无形中还有助于她把握缱绻绵长的吴语神韵。

从《登鹳雀楼》到《咏鹅》，遴选出在这场纪念音乐会上演出的四部作品，在编制上由简入繁：《登鹳雀楼》只有一名男中音担任独唱，《枫桥夜泊》是一名女高音担任评弹清唱、另一名女高音担任独唱，音乐的氛围也从相对深幽的状态中导入；《咏鹅》则运用了女声重唱，包括四名女高音（其中两人主要领唱）和一名女中音，音乐也更加诙谐活泼，好像能够直接听到那些缤纷的色彩。随后便是整个上半场的小高潮《将进酒》，七名歌唱家一齐上阵，青年作曲家罗麦朔将吟诵、重唱、交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刻画出了诗仙李白的生动形象与大气风骨。

中场休息过后，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直接构成了音乐会的下半场。关于这部作品的涵义，古往今来解读的方向数不胜数。最常见的莫过于“命运敲门”的描述，尽管这种说法已经被学术研究论证并不能代表作曲家的本意。但无论是贝多芬的作品，还是作为一种音乐艺术形式的交响乐，其魅力和玄机很多时候恰恰在于表达的抽象性与理解的多元性——正是这种“不完全确定”的特点，赋予了音乐超越文字和一般语言的独特沟通价值。因为，无论是在演奏的过程中，还是聆听的过程中，当音乐开始，交响乐团里的所有成员便会自动地形成统一的声音，舞台下的观众也会从这些既成的演奏中捕捉到客观的乐音与主观的解读。在这样的互动背后，体现的便是音乐、特别是交响乐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智慧。

李心草这一次对“贝五”的处理既有十分突出的重点，又有非常耐人寻味之处。“从遇挫到胜利”的叙事显然并不是这版“贝五”的主要矛盾。李心草延续了他在乐感方面一贯的直觉，特别是对于奥地利和德国音乐的演绎心得，奠定了音乐流畅、从容而通透的基调。而在这部主要由动机来建构的作品当中，他对音响背后、特别是内声部中蕴藏的线条，以及线条之间的纵向关系，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例如第一乐章展开部，由“三短一长”动机变形而来的小短句无不交代得非常清晰，木管不少起到了连接作用的延长音大多都有格外舒展的气息。

而在以双主题变奏曲式组织起来的第二乐章，当第一主题的变奏开始，弦乐背后幽深、绵延而恰到好处的单簧管，正式来自费城交响乐团的单簧管首席里卡多·莫瑞欧斯。在他身边的国交木管演奏家同样发挥出色，无论是双簧管的长音、还是大管的独奏、或是长笛的旋律都可圈可点。也是在这个乐章，以小号为代表的铜管，开始不动声色地铺垫起自己的角色——每次小号奏出第一主题的几个音符，都比前一次稍稍更加上扬。

“贝五”最令人振奋的总是第四乐章。这个乐章顺承自第三乐章，中间无缝衔接，直截了当地便是小号奏响的C大调主和弦分解。小号在这个乐章显然是某种意义上的主角，不仅屡屡承担着乐谱上推动音乐前进的动力作用，更在李心草的调度下真正成为了一面旗帜。与此同时，有趣的是，在小号每次奏响这个以主和弦为核心的主部主题过后，李心草还会指示特定的弦乐声部跃然而出：先是中提琴，第二次是第二小提琴，第三次则是大提琴，这也巧妙地形成了呼应和递进的关系。对于其他段落，李心草也不时直接在指挥时作出拉琴和揉弦的手势，希望弦乐给予更加坚实的支撑。国交的弦乐声部自然不遑多让，再加上费城交响乐团音乐家们的助阵，弦乐始终都是一切澎湃音响的坚实根基。

正式曲目结束后，雷斯-谢尔曼和李心草又先后重新回到指挥台上，带来了两首同样意义非凡的加演曲目。两位指挥延续了“互指”的做法，雷斯-谢尔曼指挥了蕴藏着丰富情感和美好寓意的弦乐合奏《良宵》，李心草则用莱罗尔·安德森充满美式幽默、旋律轻松愉悦的《乡村提琴手》（Fiddle-Faddle）将正常音乐会推向最终的高潮。来到返场环节，在现场气氛的烘托之下，结合作品本身的特点，两位指挥明显都松弛了许多。雷斯-谢尔曼一如指挥《二泉映月》时那样，在音乐的宏观走向上融入国交的气场，但在细节中还是融入了许多有趣的音乐处理，比如对于拨弦的引导，以及在许多小音符中展现出的灵气。李心草更是将《乡村提琴手》中风趣诙谐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用收放自如的肢体语言带领弦乐一张一弛地游走于灵活的节奏之中，丝毫不落程式化的窠臼；管乐的旋律线条，也在他的引导下展现出极强的张力，似乎是在为“提琴们”的欢庆助阵。

据了解，这场音乐会最初的返场计划，其实是两位指挥“各指各的”，即雷斯-谢尔曼加演美式风情浓郁的安德森作品，李心草加演作为中国经典的《良宵》。但在排练现场，两位指挥临时决定，要在返场环节将“交流”贯彻到底。这样的花絮，不禁会令人想起，50年前在和平里的老排练厅，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演奏过程中，那支指挥棒在李德伦和奥曼迪两位前辈大师之间的历史性传递。

事实上，无论一场音乐会的“弦外之音”多么丰富，都还是首先需要“弦上”的演奏品质提供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交与费城的音乐家们共同呈现的这场音乐会，在音乐上首先就是非常精彩的。与50年前相比，今天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显然已经达到了全新的程度。如果说当年奥曼迪与中央乐团的快速磨合还是一件会令人吃惊的事情，如今两团乐手同台演出的默契则已是顺理成章。无论是在完整的贝多芬交响曲中，还是在短小精悍的《坎迪德》序曲中，费城交响乐团的木管演奏家都能与国交的木管声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句法到音色都相互统一。这也再次从微观的角度印证了，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的确是全世界共同的、在所有人的认知中共通的。

费城交响乐团此次访华前夕，乐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思艺曾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顾费城交响乐团与中国的交往历史，并介绍了计划来华举办纪念乐团首次访华50周年演出交流活动的情况。就在11月10日的音乐会前夕，马思艺收到了习近平主席的回信。无独有偶，费城交响乐团此行之前，同样收到了来自美国总统拜登的贺信。两国元首不约而同地在信中提到了费城交响乐团与中国交响乐团共同举办的这场特殊的音乐会，表达了对于演出本身及其深远作用的深切期望。

习近平主席在回信中强调，“音乐跨越国界，文化架起桥梁。希望费城交响乐团和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国艺术家一道，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密切交流合作，促进艺术繁荣，为中美人文交流和各国人民友好再续新篇。”美国总统拜登也在贺信提到，“音乐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将我们带回那些生命中最珍贵的时间、地点和记忆之中。与此同时，它又能推动我们前进——帮助我们超越语言差异、克服地理阻隔，将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群体都团结起来。”两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指出了音乐在国际交往当中所能具有的特殊的角色、使命与价值。

50年前以费城交响乐团与中国交响乐团以音乐为载体的“破冰之旅”，最终成为了“人民外交”的典范实践，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里程碑；50年间费城交响乐团先后12次访华，继续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到了在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交响乐团与费城交响乐团再度携手，同样是用音乐这一特殊的语言来纪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最终也必将作为一段珍贵的佳话载入史册。

撰稿：姜太行

剧照由中演公司提供

编辑排版：陈婧